里去，肯定也会用鞭子开导你象他开导别的学生一样，你也肯定是不会愿意来的，我也不愿意你来陪着我受苦，你还从来没有挨过打呢！”

对幸福的渴望使我冲昏了头脑，我没有想到伽罗福里，可是。马西亚刚才对我说的一切是可能的，用不着更多的解释，我十分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。

“那你想怎么办呢？”我问他，“你不愿意进巴黎了吗？”

“我想，只要我不去摩弗达街，也许就能避开这场灾难。”

“那好，你不要去摩弗达街，我一个人去，我们今晚七点钟在一个地方碰头。”

我和马西亚约定好在圣母院大教堂后墙的主教大桥桥头会面。事情这样定了之后，我们重新上路，只差一步就要进入巴黎了。

到了意大利广场，我们就分手了，好象是一次永别，两个人都异常激动，马西亚和卡比朝着植物园的方向走去，我朝离广场不远的摩弗达街走去。

六个月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巴黎，马西亚和卡比都不在身边，我心里有一阵不安和难受的感觉。

但是，我不应该让这种感觉弄得抬不起头来，我不是快要找到巴伯兰并通过巴伯兰快要找到我的家了吗？

我早已写下了一些小客栈老板的姓名和地址，我要去他们那里寻找巴伯兰。不过，这种提防忘记的措施是多余的，我既没有忘记他们的名字，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地址，什么帕若啦，巴拉博啦，还有肖比奈啦，根本用不着查看什么小纸条。

我在摩弗达街上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帕若。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小饭店，这小饭店开在一家带家具出租的旅馆的底层。我用颤抖的声音探问巴伯兰的下落。

“巴伯兰是什么人？”

“就是从夏凡侬来的巴伯兰。”

我于是描绘了巴伯兰的相貌，也就是我看见过的他刚从巴黎回夏凡侬时的那副相貌：粗糙的面孔，冷酷的神情，头向右肩偏着。

“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！不认识他！”

我向他道过谢，又朝更远一点的巴拉博家走去，他是一个专门出租带家具房间的小客栈的老板，他还兼营水果店生意。

我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。

开始，人家顾不上听我的话，这一家的丈夫和妻子正忙得不可开交：一个在用薄刀切一种据他说是菠菜那样的东西，准备做一碗看上去很蹩脚的绿色浓汤；另一个正和一个少给了一个苏的顾客争吵得面红耳赤。最后我重复问了三遍，才算有了答复。

“喔，是的，巴伯兰，……我们有过这样一个客人，至少也是在四年以前了。”

“五年，”女的说，“他欠着我们一个星期的房租呢！这个混帐东西，现在他在哪儿？”

我如果知道他的下落，还用得着来向他们打听吗？

我失望地走了出来，心里忧郁不安。现在只剩下肖比来一个了。他要是也一问三不知，那我再去问谁呢？到哪里去找巴伯兰？

肖比奈和帕若一样，也是饭店老板，我走进那间既是餐室又是厨房的大房间时，他正忙着做饭端菜，已经有好几个客人坐在桌子上等着了。

我向肖比奈本人提出了我的问题，他手里拿着勺子，正在为顾客盛汤。